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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两级法院司法改革试点法官身份去行政化

2019-07-14 01:37:48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广州两级法院司法改革试点 法官身份去行政化

4月2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年夫表示,司法改革全国首批7个试点省份要扩大试点范围,第二批试点省市将于今年上半年陆续开展。广州两级法院正积极稳妥推进司法改革试点工作。而此轮司法改革的重点就是彻底改变法官的身份,实行员额制。法官将不再参照公务员序列进行管理,而是按照单独序列管理。这也就意味着法官职务与身份将要完成与行政级别的彻底分开。

长期以来,我国法官职务与行政级别挂钩有着历史渊源,行政级别决定着法官职务等级,决定着法官的地位和各种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政法”一词的使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例如政法委员会,负责党对政法机关的领导;大学之中有政法大学、政法学院等;日常用语中的“政法机关”也一般包括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甚至国家安全机构等。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生产力极度落后、人民极端贫困、阶级斗争十分复杂的国内形势,以及国际社会对共产党国家的敌对和封锁的恶劣的外部环境。我党为了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必须组织、整合各种政治力量,动用各种政治手段,以实现一个美好的理想。

这一时期的法律与政策界限十分模糊,两者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司法也明显地被整合为政治力量,被动员为维护新政权、镇压敌对势力的专政工具。1950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表述,“我们人民法院是通过自己的审判工作来执行国家的政治任务的”。由于专政是这一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相应的,镇压反革命也就成了人民法院的首要工作。

基于此,我国法院的人事管理制度,基本上参照了行政机关的人事制度,且也被纳入了国家的人事管理体系,属于党群类,归各级党组织部门管理。例如,1951年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10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分院、分庭)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

上世纪50年代的司法改革是在董必武的主导下开展的。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宪法基石的1954年宪法的制定和通过。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现行宪法也是以它为基础经过几次修订而成。

1954年宪法第78条规定将法院与行政机关分开,并明确提出“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确立了“司法权独立”的宪法原则,法院不再隶属于某一行政机关,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1954年宪法没有得到充分实施,法院和法官与行政机关一样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

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我国司法制度也开始发生转变。为了发挥司法的作用,也需要对司法权力不同于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运行逻辑给予某种程度上的承认,给予司法的独立性和法官的专业性给予某种程度上的尊重。这一时期,也是人民法院的建设时期,基础建设、机构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等方方面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立法上,仅在1979年,一年之内通过了7部极为重要的法律,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而且,鉴于过去多年法律虚无主义盛行,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这就是着名的64号文件。在这个文件中,正式宣布“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对两法实施作了五项指示,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理顺了党法关系。

作为行使司法权的主要人员,法官这一群体的作用得以凸显,对其的管理也发生变化。首先是法律层面的完善。1995年7月1日,中国第一部《法官法》生效实施,它标志着我国法官制度有了单行法予以专门规定,为法院构建独立于行政机构人事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现行《法官法》是经2001年6月30日修正后的。

按照《法官法》第十八条,法官的等级分为12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2至12级法官分为大法官、高级法官和法官。并规定“法官的职务等级的确定,以法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业务水平、审判工作实绩和工作年限为依据”。

法官等级是由相应法院评定的,即按照最高法院、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基层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职务编制序列,相应地确定法官等级。

在最高法院1998年11月12日发布的《评定法官等级事实办法》中,列举了部长级法官、副部长级法官、厅长级法官、副厅长级法官、处长级法官、副处长级法官、科长级法官、副科长级法官、科员级法官的评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还专门下发“法官等级与公务员级别对照表”,例如,首席大法官相当于副总理级,行政级别为二级,以及大法官相当于部长级,行政级别为三级,以此类推。这种行政化的等级制度,让法官级别与行政级别挂钩,使审判长领导法官,副庭长、庭长之下是审判长,主管副院长之下是副庭长、庭长,副院长则由院长领导。

199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最高人民法院共同发布了《法官等级暂行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评定法官等级实施办法》,力图构建和推行法官职务等级制度,体现了对法官职业特点有了新的认识,也为法官专业化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法官等级是其相应行政职级的一个表现形式,且在法院内部,行政人员还可以拥有法官职务,许多法官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一名法官很容易被调至行政管理岗位。反之,一名行政官员也可以很容易地被调往业务部门担任法官甚至业务部门的领导。”法学家王春业对南方表示。

1999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在报告中,首次提出“推进司法改革”的要求。根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也在这一年启动了中国司法改革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延续了对于促进法官专业化的精神,并且提出实行法官“员额制”的设想,但是由于采行存量改革方式,触动司法体制内部利益太深,又因当时司改的紧迫性并不如今天凸显,是以此项改革一直进展迟缓。2001年《公务员法》正式颁布,直接将法官纳入了公务员序列,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一样,按照公务员的方式进行管理。

2011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与最高人民法院又联合发布了《法官职务序列设置暂行规定》,取代了1997年的《法官等级暂行规定》,并同时制定了两个附件,即《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法官职数比例暂行规定》和《法官等级和级别升降暂行办法》。实施以后特别是在省级及以下的法院,除了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等行政职务仍与其法官职务等级相对应外,已取消了庭长、副庭长与一般审判员之间的职务等级差别。也就是说,即使不当庭长、副庭长,法官也可以达到他们的职务等级。

王春业表示,法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虽然规定了法官的职务等级序列,但实践中职务等级并未真正落实,法官的职务只是个名誉,几乎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按照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实行法官审判津贴的通知》的规定,各等级每月的法官审判津贴标准为首席大法官340元,一级大法官318元,五级法官180元。

2014年3月,《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规定,对法官实行单独职务序列管理,即把法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大职系,法官待遇和等级挂钩,不与行政级别挂钩,并对法官的晋升等相关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2014年7月31日上海市举行的司法改革试点推进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改革既涉及体制,又涉及机制,特别是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自此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全面启动。这些改革试点,在法官去行政化方面迈出了非常关键一步,这必将推动全国范围司法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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